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石泰峰走访在京全国性宗教团体 ******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走访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等在京全国性宗教团体,了解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并向全国宗教界人士致以新春祝福。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李山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沈斌等分别介绍了情况。他们一致表示,要继续弘扬各宗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团结引领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坚定不移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
石泰峰对近年来各宗教团体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宗教团体作为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桥梁纽带,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泰峰强调,今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宗教界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积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把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做深做细做实。要切实防范化解宗教领域风险隐患,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动摇,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坚决制止非法宗教活动,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全面从严治教,完善宗教团体的内部规章制度,持续开展崇俭戒奢教育活动,维护我国宗教的良好形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