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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受捧中低端遇冷 长期增长是业内共识******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2023年春节渐行渐近，白酒也将迎来传统销售旺季。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在北京地区相关终端走访了解到，高端白酒需求坚挺，在市场上依旧保持一定热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中低端酒销售略显冷清，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

　　“我们店销售比较好的大多是茅台、五粮液、汾酒这些品牌。尤其是临近春节，选择这几款的消费者居多。”北京市东城区一家烟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日到店买酒的客流明显增多。“但整体来看，多数中低端白酒的销售情况不太乐观。”

　　2022年，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白酒市场出现动销滞缓、价格倒挂等情况，渠道端难掩“焦虑”。进入年末收尾阶段，眼下白酒市场的终端销售情况如何？又将迎来怎样的春节行情？

　　高端白酒热度不减

　　中低端产品销售较为冷清

　　《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地区多家大型商超、烟酒店及酒水直营连锁店发现，高端酒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流通热度。

　　在位于朝阳区合生汇的华润万家超市，记者注意到，白酒专区的货架上，摆放在C位的多是定位中高端的产品，包括各年份的53度茅台酒、五粮液、洋河、山西汾酒等，定价多在千元以上。而在货架边缘位置，摆放的则是价位在500元至1000元区间的产品。

　　该专区销售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春节是白酒的销售旺季，近期已有不少消费者前来问价、看货。目前还未收到有关春节的销售活动通知，但最近两天会在超市中心位置摆架推出相关白酒展品。”据其透露，高端白酒全年价格波动不大，只有在类似春节、中秋这样的传统节假日，部分产品才会有活动。

　　记者此后在东城区多家烟酒店了解到，高端白酒销售仍保持一定热度。其中，对于53度飞天茅台酒在春节期间的销售表现，市场“看涨”氛围浓厚。

　　“现在53度飞天茅台酒的价格为2800元/瓶，比较划算。不过，临近春节可能会涨一点，预计会涨到3100元/瓶。”某烟酒店销售人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而相比高端白酒相对紧俏的市场行情，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多数中低端白酒的销售较为冷清。

　　“今年整体销售情况不太好。”一家烟酒店工作人员略显无奈地向记者表示。在该店内，记者注意到，不少定价500元以下的酒品都打出了活动价，门口处还写有“部分酒品清仓甩卖”的字样。

　　此外，在西直门某商场的一家地下商超内，记者发现，标有“买一赠一”、“买A赠B”、“满减返40元”等活动的标签在白酒货架上随处可见。

　　增长是长期性趋势

　　白酒行业动销将逐渐修复

　　疫情冲击下，积压在渠道端的库存压力浮出水面。据《2022年度酒商现状及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约39.7%的酒商库存在5个月以上，33.6%的酒商库存在3个月至5个月，库存周期明显拉长。同时，从酒企半年报来看，部分二线酒企面临的库存压力进一步加大。

　　面对库存压力，一些经销商和运营商开始低价抛货、回笼资金。但有业内人士认为，渠道的库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消化，名酒大单品将被优先消化，对一些中小品牌而言，库存消化并没有那么容易，其大多面临资金压力、生存压力，不少企业可能会扛不住压力而离场。

　　业界认为，当下的酒业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日前表示，最近三年来，在疫情形势、经济走势、消费趋势叠加影响下，在产业自身矛盾释放背景下，酒业正在经历变革与调整。但中国酒业稳中有进的趋势没有改变，仍然延续结构性繁荣的长周期，整体效益持续提升，具有极强产业韧性和强大的发展活力。当前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扩大内需，消费为首，处于长周期的酒业即将迎来新一轮战略机遇。

　　五粮液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从钦也对白酒产业作出最新判断：白酒产业结构性繁荣正在加快演进，作为充分市场化的长周期产业，增长是长期性趋势。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随着信心和需求的先后修复，预计2023年白酒行业动销将逐渐修复，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具有系统化运营能力优势的白酒企业将继续收获市场份额。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疫情影响，白酒消费受到比较大的压制，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白酒等消费将逐步回升，白酒的盈利能力和品牌价值将更为凸显。”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展望2023年酒业发展，“开门红”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按照大的周期来看，明年下半年中国酒业将回复正常的增长轨道。(证券日报)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