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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养老金基金销量首度曝光！ 总规模已达20亿******

　　刚刚过去的2022年可谓个人养老金扬帆起航的元年，11月28日，个人养老金基金正式开售，各大银行渠道迎来争抢养老金账户的开户大战，基金行业也积极行动，纷纷增设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专属Y类基金份额，拓展新渠道，费率最低“0折”优惠，不少基金公司也纷纷官宣“开门红”。

　　如今，随着公募基金2022年四季报披露，个人养老金首月销售战况也新鲜出炉。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去年年末，华夏基金旗下9只养老目标基金Y份额合计规模超过3.9亿元，是目前唯一一家个人养老金规模超过3亿元的基金公司，除此之外，易方达、兴证全球、工银瑞信三家基金公司旗下个人养老金规模也已突破2亿元大关，中欧、南方、招商三家基金公司的个人养老金规模也均已过亿。

　　从单只养老目标基金来看，华夏养老2040三年、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是目前两只Y份额资产净值超过2亿元的基金，上述两只基金Y份额成立至今，分别迎来1.80亿份、2.10亿份净申购。

　　首批Y份额四季度申购数据出炉

　　7家基金公司规模率先破亿

　　2022年年末，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可谓基金行业年度头等大事，养老第三支柱“大时代”也正式开启。

　　在经历了系统上线、增设Y份额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11月28日，个人养老金基金正式开售，多只养老目标基金Y份额也持续迎来净申购，而随着基金四季报进入密集披露期，首批Y份额的销售数据也首次公之于众。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0日，除了天弘基金旗下4只养老目标基金尚未披露四季报之外，其余已经增设Y份额的40家基金公司旗下129只基金数据均已披露。

　　从这40家基金公司的整体情况来看，截至去年年末，华夏基金旗下9只养老目标基金Y份额在上线1个多月时间合计迎来3.06亿份净申购，整体规模逼近4亿大关，不仅是目前个人养老金基金数量最多的基金公司，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个人养老金规模超过3亿元的基金公司。

　　易方达、兴证全球、工银瑞信三家头部基金公司也表现不俗，易方达及兴证全球旗下养老目标基金Y份额净申购超过2亿份，规模也顺利突破2亿元大关，工银瑞信旗下Y份额净申购逼近2亿份，整体规模也达到2.33亿元。

　　除了上述四家基金公司之外，包括中欧、南方、招商在内三家基金公司去年年底旗下个人养老金管理规模也均已达到亿元级别。

　　从整体情况上看，尽管Y份额增设顺序有先有后，但各家基金公司在销售首月均实现零的突破，整体净申购份额在3.44万份—3.06亿份之间不等。

　　兴全安泰积极养老、华夏养老2040等

　　五只Y份额规模破亿

　　整体基金公司旗下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情况曝光之外，单只Y份额的销售情况也浮出水面。

　　从单只基金份额来看，据已披露的公募基金2022年四季报显示，合计份额17.1亿份，仅两只基金份额超过亿元，分别为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Y、华夏养老2040三年Y，总份额分别达到2.1亿份、1.8亿份。

　　此外，华夏养老2045三年Y、招商和悦稳健养老一年Y、中欧预见养老2050五年Y、易方达汇智平衡养老(FOF)Y、易方达汇诚养老2043三年Y在去年底的份额也超过7000万。

　　数据显示，Y份额整体销售显示“冰火两重天”，在2只基金Y份额的总份额超过亿份的背后，也有9只Y份额在去年底的总份额不足10万份，甚至最低的一只仅有2300份左右。

　　从Y份额的规模来看，5只基金Y份额总规模超过亿元，目前规模最大的是华夏养老2040三年Y，规模达到2.19亿元。这只基金的基金经理为许利明，他在发行之际还率先自购所管理个人养老金基金Y份额。该基金去年底基金仓位为83.23%，重点布局了华夏恒生科技ETF、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ETF、国泰中证军工ETF、富国中证军工龙头ETF等。

　　紧随其后的是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Y，目前规模达到2.04亿元，其基金经理林国怀是受到基民关注的FOF基金经理之一。而该基金去年底持有基金的仓位也达到85.65%，重点布局了兴全稳泰债券、国富中小盘股票、易方达科瑞灵活配置混合、大成高新技术产业股票A、工银优质精选混合等。

　　此外，华夏养老2045三年Y、中欧预见养老2050五年Y、招商和悦稳健养老一年Y的规模也超过1亿元。其他规模较大的是易方达汇诚养老2043三年Y、工银养老2035三年Y、易方达汇智平衡养老(FOF)Y、工银稳健养老Y、中欧预见养老2035三年Y等。

　　实际上，自个人养老金基金开闸以来，不少基金公司及销售渠道发力较猛，取得不错效果，在上市首日传出少数基金公司旗下Y份额申购金超过2000万的消息。目前基金公司的普遍动作是和各大银行、券商、第三方平台深入合作，大力推广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提供个人养老投资服务。

　　对此，业内人士评价，得益于全行业各机构的协同推动，目前各大银行渠道的开户数都实现了较好的增长，且保持有一定的增速。不过，整体来看，个人养老金是一项新兴业务、长线业务，投资者的了解和信任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伴随着业务逐渐深入，个人养老金基金规模将稳健增长。

　　对2023年权益市场较为乐观

　　逐渐加大成长型基金配置力度

　　随着A股市场回暖，大多数养老目标基金Y份额自成立以来均斩获不错的涨幅，Wind数据显示，截止1月20日，共有129只养老目标基金Y份额成立以来取得正收益，占比接近97%。

　　多位养老目标基金基金经理也在最新披露的四季报中谈及未来的大类资产配置展望，除了继续看好权益市场投资价值之外，在风格上有望加大成长型基金的配置力度。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FOF基金经理许利明表示，四季度保持较高的权益品种仓位，风格上向小市值和成长风格倾斜。整体上对2023年权益市场比较乐观，加仓了一些港股资产。未来会依据市场的波动情况，以及整个组合的风险承受能力变化情况，动态调整组合权益持仓比例和结构。

　　兴全安泰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期FOF基金经理林国怀也在四季度提升成长风格基金的配置占比，他称，该基金在四季度逐步降低组合中价值型基金的比例，适度提升成长型基金的比例。组合风格上，目前权益部分依然保持略超配价值风格，但随着成长股的大幅调整，未来组合中将继续加大对于成长型基金的占比，保持一贯的“略偏左侧”和“适度均衡”的配置策略。

　　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FOF基金经理蒋华安在展望2023年资产配置时提到，2023年宜利用低吸机会，积极布局权益。倾向于保持相对较高权益仓位，同时关注港股的战略性机会。权益资产方面，企业盈利增速有望在一季度筑底后温和回升，预计A股中期震荡上行，下行空间有限。

　　结构上，战略性超配消费、科技+制造特征的成长板块，节奏上先均衡后成长。固定收益资产方面，在2023年经济温和复苏、物价总体稳定的背景下，利率有望区间震荡，上下行空间均不大，等待利率进入配置价值区间再加大配置。

　　华安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FOF也看好未来A股市场的投资机会。“当期A股市场估值水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市场风险偏好较低，充分反映了对经济前景悲观的预期。从中长期来看，A股市场已经具备很高的配置价值。风格配置方面，总体上坚持均衡化的配置思路。在行业配置方面，重点配置业绩修复确定性较强的金融地产产业链，如金融、建筑、建材、家居等，与安全发展关系密切的成长性行业，如半导体、军工、医疗器械等行业，以及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高景气度较高的新能源相关行业等。”该基金在四季报中分析指出。

　　此外，华安养老目标日期2040基金也看好黄金、白银贵金属商品在美元指数见顶回落和美国实际利率走弱后的机会。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