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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爱国组织联署反对麦卡锡赴台制造台海危机******

　　中国日报1月31日电(记者 张怡) 由台湾劳动党、统一联盟党等20多个岛内爱国党派、团体组成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30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卡锡赴台制造台海危机，呼吁争取台海和平的一线可能。

　　据媒体报道，麦卡锡将于4月窜台，对此，"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发表题为"反对麦卡锡来台，化解危机人民自救"的声明，称倘若麦卡锡真的来台湾，大陆势必将被迫采行更加强烈和直接的反制措施，届时恐怕将引爆第五次台海危机。

　　声明表示，去年佩洛西窜访台湾，完全没有给台湾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给台湾带来了动荡和不安。当时中国大陆军演从六个方向将台湾全面围岛，解放军首次进入台湾24海浬的海岸线内，常规飞弹首次穿越台湾，首次在台湾以东设置靶场，两岸军舰在高雄外海对峙最近距离甚至只有不到200公尺。受军演反制的冲击，共有18条民航航路受影响，数百架次航班需要绕道。在演习结束后，两岸兵凶战危、军事紧张常态化迄今仍未降温。

　　然而，因佩洛西来台湾而导致两岸关系紧张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却完全由台湾民众承担，佩洛西则只是一昧向台湾推崇美国国会通过的《芯片法案》，声称将推动美台之间的半导体芯片合作，导致台积电于当年12月赴美设立5纳米先进制程晶圆厂，大量台湾顶尖工程师和家眷举家搬迁至美国，严重造成台湾产业健康发展的隐患。佩洛西来台湾除了造成台海军事动荡，甚至还进一步掏空台湾。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声明中指出，麦卡锡自诩为美国国会抗中议员的领袖，为了领导美国国内所谓的"抗中派"，到台湾来表演一场，可以凸显其所谓强硬"挺台"与"抗中"的姿态，骗取在美国的选票和政治资本。届时麦卡锡为美国军火商游说台湾，要求台湾购买更多美国的昂贵军火也不无可能。麦卡锡为了个人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台湾、再次制造台海危机。有媒体引述军事专家观点，认为此次大陆的反制措施将会"更加全面震撼"，届时台海两岸和各方相对应的剧烈军事行动，一不小心便很有可能出现擦枪走火。

　　声明指出，不论是佩洛西还是麦卡锡，来台做秀一场对台湾人民只有百害而无一益，只会给已高度紧张的台海局势火上浇油。去年有近三分之二台湾民众不欢迎佩洛西来台做秀，然而不论是执政的民进党还是在野的国民党，都不敢正面拒绝美国政客来台。"两岸和平发展论坛"郑重呼吁，台湾不应当美国棋子，不应做美国政客的造势工具。

　　声明称，两岸分隔的局面是上世纪内战遗留下的历史问题，结束两岸敌对关系、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国的内政，要求两岸和平交流与共同发展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面对兵凶战危的非常时刻，抢救和平、化解迫在眉梢的危机，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和责任。为此，"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全台湾发动联署，唤醒台湾人民的危机意识，汇聚强烈不满的民意压力，强力反对麦卡锡来台制造台海危机，以争取台海和平的一线可能。

　　(中国日报网)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